千年易过，日本的罪孽难消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富国强兵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中国的赔款、丧权、失地，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每一次外交和每一场战争无不直接以欺侮掠夺中国为目的。对中国而言，日本是远比其它列强更凶恶的敌人。如果说英国人更注重的是在中国的贸易利益，美国人更关心的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俄国人最热心的是掠夺土地，那么日本人要的则是灭亡中国、统治和奴役中国。美国人以他们的政治制度为傲，俄国人以其广袤疆土为傲，而日本人赖以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却是武功、武士道、皇道，他们靠对华战争起家，靠对华战争发家，每战日本必有所得，中国必有所失。用中国的赔款养肥自己，用得自中国的战利品填充日本人的欲壑，渐渐地形成了日本对战争的依赖，走上了这条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日本的近代史。就在中国人被日本的崛起大表钦羡的同时，日本朝野也已经打定了征服中国、瓜分中国、掠夺中国、奴役中国的主意，并上升为日本立国之本、富国之策、强国之道。

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如果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却不仅仅如此，它超越了战争的伦理、突破了战争的界限，表现为一个罪恶的民族对另一个有恩于它的民族的残忍、暴虐的侮辱！它不再是国家之间的较量和军队之间的厮杀，而是对平民的虐杀、对妇女的强暴、对人性的摧残、对人道的践踏。这场战争留在中国人记忆之中的不是两军对垒的场面，而是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万人坑、慰安妇、杀人比赛、荒淫强奸、刺刀挑婴儿、割乳流肠、活体解剖。

日本虽因不自量力地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攻势，但罪恶的日本仍然是幸运的，无辜的中国仍然是不幸的。二战刚结束，中国人以远大于抗日的热情、投身于规模远甚于抗战的国共内战，继而走上了与西方为敌并自我孤立的道路，于是，日本不仅逃脱了向中国赔款、被中国惩罚的命运，反而在韩战、越战中大发其财，以第二大经济体系的地位重新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中国人最终连一声道歉也没能力获得。

所谓中国人以德报怨，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不错，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国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国。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

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战胜国？是一个得不到赔偿也得不到道歉的战胜国，是一个只有牺牲而没有胜利者权利的战胜国，是一个为了内战需要随时准备与日本和解结成友邦的战胜国，是一个不会惩罚敌人只会两党两派自相残杀的战胜国。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战败国？它宣布“终战”而不是投降；它无可奈何地接受东京审判，但时刻想推翻审判的结论；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被绞死，而推动侵华战争、与希特勒同样十恶不赦的裕仁天皇仍然高高在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无罪，实施细菌战的石井四郎受庇护，大批战犯走上战后政坛，甲级战犯岸信介创建了自民党并出任日本首相。很难相信，日本是战败国吗？德国被一分为二、纳粹被彻底清洗，日本呢？德国慷慨赔偿、勃兰特下跪谢罪，日本呢？德国人的自我反省和对纳粹的清算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而勇敢的，德国和受害国一道清算纳粹战犯，这一切被日本右翼人士嘲笑为“自虐”、“没有骨气”，而日本却未曾主动惩罚过一个战犯，相反，东京审判刚结束，日本就掀起了一股不息止的战争翻案风，战犯被当作“受害者”、“殉国的英灵”（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语），阵亡将士成为“国家今日繁荣之基础”（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语）。战后日本的政客、财阀、学者、精英绝大多数是侵略战争的思想继承者和利益继承者，广大日本国民也仍然是侵略战争的受益者和支持者（1972年民意调查中认为侵华战争是“迫不得已”的占一半）。别国人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受日本荼毒至深的中国人却没有理由不予正视。

日本是如何反省战争的？裕仁天皇在1963年说：“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象1946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日本从未纪念过外国的战争死难者，他们只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从不追问战争责任，他们只反思“战败原因”；日本从不正式承认侵略，他们只忙于篡改历史。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全部错误只在于还没有彻底征服中国之前就早早向美国人开战，这大概是很多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全部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独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中国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国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中国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发酵。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2003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国，正象1936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国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国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独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国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国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国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国逞威。中国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国。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国的大患，中国人切勿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