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的眼前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群农民的孩子将刚刚偶尔挖出的石器时代的彩陶瓶摆放在田地的一头，然后在不远处站成一排，手持石头，宛如《百年孤独》中的行刑队。他们向陶器们优美地扬起了手臂，转眼间那些原始人精致的艺术作品被击成了碎片。
这是我在很多年前做考古调查工作时见到一幕情景，只差迟到的一步使我未能挽救那些陶器的命运。这种人类灵魂中最原始最冲动的毁灭欲望使我目瞪口呆，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心仍然不能为之平静下来。
文明永远摒弃人类内心中这种源于野蛮和原始的毁灭欲望，它以秩序和道德作为养分来维系自身的生长。然而，如果仅仅依赖秩序和道德，人类文明的成功就永远是一个虚幻。文明永远都是在毁灭的边缘行走至今的，或者说，文明只有在毁灭的威胁之手的照料之下才不会毁灭。人类的文明就象是上帝在地球这个花园上种植的花草树木，它们既需要阳光和水，同时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摧残来不断铸就它们坚定的生存能力。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希腊--罗马文明世界中，这种担当毁灭者的角色是由日尔曼蛮族和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维京海盗以及欧亚大平原西部的游牧部落来扮演的。而在东方的华夏文明圈中，生活在蒙古高原以及周围地区的骑马民族充当了这个“狂风暴雨”的角色。
如果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出现在今天，那他就一定会被当作一个千夫所指、万民痛恨的大侵略家而徒留千古骂名。现代文明不需要野蛮和屠杀来刺激其生长的欲望，它依赖的是竞争意识和文明方式的对抗。而在遥远的古代乃至中世纪，充满血腥的征服和杀戮却透露出一种残酷的美感，并具有一种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马上民族只做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情：扬鞭放牧和挥刀杀掠。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经济，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的政治；也可以说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两者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马上的成吉思汗把这种残酷的掠夺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把他的民族和所有的臣民带到了荣耀的顶峰。因而，他成了中世纪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英雄，光照全球。

最早令中原人和罗马人大吃一惊的东方蛮族是匈奴。几乎在始皇帝一统中原的同时，由鬼方、猃狁、荤弼、戎、狄杂糅而成的匈奴人也在蒙古大漠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并确立了氏族贵族和权力的世袭制度。史载，冒顿自立的成功得益于他自制的一种鸣镝（响箭）的帮助。他曾下令，凡鸣镝射出，属下将士必随鸣镝的目标射箭，违者斩首。一次，他用鸣镝自射其坐骑，不敢下手的士兵便被他杀掉。有一次，鸣镝竟飞向了他的爱妻，兵士纷纷讨杀美人，未敢发箭的，仍被处死。随后，他又把鸣镝射向父王的宝马，兵士随之张弓，无一例外。几日后，冒顿随父出猎时，突然以鸣镝射向头曼，属下于是争相射之。从此，冒顿的鸣镝响遍了大漠南北。依匈奴习惯，在作战中斩敌首级的赏酒一扈，所得财物亦归其所有，俘虏皆收为其奴婢。因而，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惟恐落后。这是一个崇祀月亮的民族，匈奴人及其虔诚地把崇拜同战事结合起来，常在月盛时攻战，月亏时退兵。很快，匈奴成了一个控地东尽今辽河、西至葱岭、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的幅员辽阔的大国。
在日益频繁的骚扰和杀戮面前，汉帝国通过成功的和亲政策和武力对抗最终瓦解了匈奴在大漠的统治。这是东方蛮族和文明世界的首次对话。汉与匈奴象是两个拳击手，您来我往地斗了将近300年。汉代是中国在统一状态下第一个较为持久的政权，广阔的地域、雄厚的经济基础及儒家文化使中原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量，先秦七国的不同文化和族源不一的人群在汉帝国的同一片天空之下终于融为一体，统一的汉族文化由此形成，一个帝国的名称从此被一个东方的伟大民族永久地占用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中国是统一的还是四分五裂的，只要“汉”这个名称仍然冠在这个庞大民族的头顶，它所代表的文化所拥有的凝聚力就永远存在。令人惊奇的是，汉文化的这种凝聚力始终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之下得以承接和延续的。如果没有来至北方的连绵不断的强大的冲击浪朝，汉文化的凝聚力是否会有松散的可能以及“汉”名称是否会永远稳固不变倒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解答的问题。
儒气十足的汉朝不仅未在匈奴的重拳狂击之下败下阵来，反而趁匈奴南北分裂之机迫使匈奴兵败西走。然而，作为拳击场上赢家的汉帝国却在失去对手之后陷入了王朝内部的一些问题的困扰之中，此后竟一蹶不振，萎靡不兴，全然没有了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北征的豪迈气概。最终，官僚大地主的腐败、党锢之祸、盗匪之乱和农民起义使文明社会中的秩序全然丧失，并将汉王朝彻底推进了死亡的大门。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对华夏文明未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匈奴人在西迁之后却给欧洲文明历史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374年，匈奴人一举歼灭了顿河之滨的强大的阿兰国，西方为此大为震动。目瞪口呆的欧洲人在此之后多少个世纪中始终不能明白是从那里一下子冒出了这么个强大的骑马民族，直到19世纪，欧洲的学者们才最终公布了确切的结果：原来这些杀人成性、嗜酒如命的牧马人就是中国汉代典籍中那支败离蒙古大漠的北匈奴人。
西进的匈奴人继而又打败了东哥特人，并迫使他们退至西哥特人的境内，而西哥特人只好渡过多瑙河，避难于罗马帝国。这样，匈奴人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进入罗马帝国的西哥特人击败了罗马军队，并杀死了罗马皇帝，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的灭亡。建立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匈奴王国在冷酷无情的、有“上帝之鞭”之称的头领阿提拉的统治期间最为强大。其国土东至阿姆河，西达莱茵河，北临波罗的海，南接黑海。公元452年，他们在高卢受挫之后，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之下，所到之处恣意掠夺。令人惊奇的是，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竟出人意料地成功地说服了匈奴人退出罗马。一年后的一个早晨，阿提拉在酒醉和纵欲之后的睡梦中死于血崩，他的身边还躺着昨天刚和他结婚的日尔曼公主。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可考，但的确充满了隐喻和神秘的暗示。就是这个刚刚死去的、身体仍然温热的生前不可一世的人和他的蛮族新娘所各自代表的民族把罗马的帝国结构和欧洲的古典文明永远送进了天国。
在瞬间消亡似乎是嗜酒如命、贪财好色、杀人如麻、骑马弯弓的匈奴人的必然结局。阿拉提死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而仰仗匈奴摧毁帝国的“新娘”--日尔曼人则从此成了旧大陆的主人。公元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邓直希克率兵进攻东罗马帝国失败并丧生。这是西方史料上关于匈奴人在欧洲活动的最后一次记载。匈奴人在欧洲的残余最终消融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民族之中。
而在中国，剩下来的南匈奴人一部分渐渐鲜卑化，另一部分则渐渐汉化，匈奴之名在南北朝后期就已渐渐消失了。在此期间，不甘寂寞的匈奴人开始学着汉人的样子在北方建立政权。屠各匈奴刘渊于304年在山西一带建立了“汉”，卢水胡沮渠蒙逊于397年在甘肃建立北凉，铁弗匈奴郝连勃勃于407建立了大夏。这些自封政权均仿照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权设立，并全面接受了汉人文化。自封的帝王中以刘渊的才华最为突出，他自小精通经书、历史和孙吴兵法。可惜此时的匈奴已非往日那样构成一个整体，民族的分化导致了力量的分散，因而难有大的作为。虽然几个政权均为昙花一现，但他们却给后来的大漠四周的骑马民族留下了一个绝妙的启示：在文明世界做皇帝比单纯的攻城掠地似乎更有魅力。

这样，随后兴起的鲜卑人在中原文明的撞击中比邻人匈奴显得较为理智一些。而此时的中原已不再是一个整体，它的分裂割据局面使鲜卑没有找到一个整体的强大的对手进行较量，因而它也只能去建立较小的短命政权，为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再去增添一份混乱。
匈奴究竟族属广面阔额的东胡人种还是高鼻深目的色目人至今未有定论。鲜卑的族属则很清晰。秦末，居于匈奴以东的东胡渐为强盛，但旋即被匈奴冒顿击败，余众分为两支：一只退居鲜卑山，称鲜卑。鲜卑主要有宇文、慕容和段三大部，鼎立于辽水流域。慕容鲜卑曾建立有前燕、后燕和北燕政权。前燕在建国之初就完全采纳了汉人的郡县制，并继承魏晋之屯田制度，同时重稼樯，兴农桑，广纳汉人与贤士，兴复学校、礼让渐兴，一时间前燕空前强大。它在攻灭了段部之后，又北取宇文，宇文残部分化为契丹和库莫溪。此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就是这个弱小的契丹部将在几百年之后成为雄霸北方、入主中原的第一个草原帝国。
真正为鲜卑赢得显赫声名的是拓拔部族。它于公元386年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已具有初级帝国的规模，共有12帝而连垣148年。拓拔鲜卑汉化的彻底性是旁族所莫能及的。它设太学祭孔，实行均田改革，重用汉人，都城初设于大同，后又迁至洛阳。又曾下御旨禁鲜卑服和鲜卑语，30岁以下官吏必操汉语。皇帝拓拔宏指派各皇亲必与汉人联婚，甚至将鲜卑色彩较浓的118个复姓也改为单音汉姓。为率先示范，他自己改名为“元宏”。这种彻底的汉化政策使北魏成为动荡的北朝时代中相对富强和相对平稳的一个王朝，但也恰恰因此而使它失去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彪悍和英勇，乃至不可或缺的进取之心。等到588年隋统一中国的时候，长城以内那些渐渐失去语言的鲜卑人已大多消融在汉民族之中了。

在隋帝国建立之前的36年，一个由深目蓝眼的突厥人兴建的强大汗国已君临漠北和西域，并颇有独霸亚洲之势。突厥把建都之地称作大牙，它和以往的匈奴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不喜建立城市，只是结帐而居。他们的牙帐东开，以敬日之所出，他们常以马祭日，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突厥雄心勃勃地两次大举犯隋，却遇到了新兴帝国的顽强抵抗，不仅兵败无功，反而让隋借机收复了中原失地并全面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之后，突厥陷入了20年的内战之中，在隋的暗中操纵之下，突厥一分为二。东突厥汗国辖漠北，始臣服隋帝，后又与隋交恶。突厥人未能从鲜卑人那儿学到更多的治国之策，他们的习俗则更接近于匈奴人：逐水草，营游牧，食蓄肉，习射骑，歃血为盟，以人头为炊器，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以马酪作酒，醉饮歌呼。几次大举入侵使名为主子的隋竟难以招架。突厥又利用隋的内乱而最终为主子穿上了寿衣。东突厥本是隋介入突厥内战推行离强合弱的产物，如今东突厥反而操纵了隋的内战形势，从而发展为一个囊括大漠南北的草原帝国。而李氏家族建唐也凭借了突厥的支持。唐在建国初向东突厥称臣纳贡，在一个大可汗升天的时候，唐举国为之志哀，废朝三日，百官吊唁，可见其忠心昭然。但臣属称藩并未为唐换来边境的宁静。做了主子的突厥人仍是野心未改，寇边不止，后来竟确立了反唐复隋的政策。
反唐复隋政策的确立与突厥牙帐中的一个汉族女子有关，她是出自隋朝宫室并于开皇19年嫁与东突厥之启民可汗为可敦（皇后）的义成公主。依突厥之蒸婚祖俗，义成公主又连续为后来的始毕可汗和处罗可汗做可敦。她曾在炀帝被围于燕门之危急形势中谴使告急始必可汗，谎称北方有警，从而解燕门之围。隋灭后，她日夜思隋，志在复国，因此积极敦促突厥大举犯唐。唐试图借称臣纳贡安边求和的美梦终于未能实现，于是只能图谋自强，反而在数次会战中越战越勇，国力也日益强大。唐的求和政策虽然未能奏效，但却为中国今后的历史种下了一颗恶果。这一不高明的举措为后来的宋所仿效，以致华夏丧权辱国，颜面丢尽。
日益强大的大唐帝国于630年北伐成功，大破突厥，结束了东突厥汗国的历史。继而，大唐又四次征战西突厥汗国，并设安西大都护府。661年，在西突厥兵败降唐之后，安西大都护府接管了西突厥全境。至此，唐朝的边境达乌浒水（今阿姆河），直接面对大食帝国（波斯）。唐随后在大漠南北及西域确立了“以夷治夷”的羁縻制度，即唐朝政治监护下的民族地方自治。这一政策保证了一段时间内的边境安定，却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羁縻制度的实质是重番轻汉，突厥只是失去了可汗的称号，余俗不变。突厥不纳贡赋，仍于旧地过着逍遥的生活。羁縻制度等于唐为自己培育着一个日益强大的对手，而于此同时，唐自己的军备则因表面的宁静而日趋松弛。显然，羊肥马壮的牧民们无法长期忍受这种逍遥和宁静，肆无忌惮的劫掠似乎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由游牧文化所具有的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性所决定的，它与渴望安定、依河而居且易生惰性的农业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此时，东、西突厥在生活上已有了微妙的差异。西突厥受中亚先进文明的影响，逐渐放弃了结帐而居的旧俗，开始了建城营寨的安定生活。定居生活使西突厥人获得了美好的感受，也使它抄城掠地的欲望大为削弱。这是游牧民族向文明社会迈出的令人欣喜的一步。然而，对于一个以游牧为本的民族来说，攻击能力的降低不能说是一件好事，尤其在这历来兵事频仍的亚洲大陆的腹地就更如此。西突厥后来消亡于东突厥和大食帝国的夹击之中。
东突厥则一直拒绝城居生活方式，牧猎为生、居处无常、强则抄掠、弱则窜伏的祖俗一直代代相传。679年，单于大都护府治下的二十四洲东突厥暴动叛唐，旋即创建后东突厥汗国，南犯大唐，东吞契丹和奚，西征西突厥，一时空前强大。唐的大片疆土尽失。唐王朝在重压之下于是重整旗鼓，兴兵北伐，在回纥的帮助下，最终瓦解了东突厥汗国。
八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均已断绝。东支突厥纷纷徙入漠南，投入强番安禄山治下，在安禄山反唐兵败后逐渐与北方的汉人和其他民族融合。至11世纪，东西突厥的部落已相继消失。西域异族突厥突骑施人的余部加入回鹤，成为今日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之一。近年有人发现新疆伊犁境内仍有一约200余人自称突厥（TURK）的民族，其语言中保存了许多古突厥语音特点。这支人数稀少的居民是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突厥后裔。
以定居生活为特点的农业文明永远有其惰性的一面。但是，突厥人的威胁和抄掠几乎一直没有给隋唐王朝挥发惰性的机会。可以说，唐王朝是在突厥人的不断重击之下强盛起来的。如果没有突厥的南侵东征，也就没有唐的北伐和西征。大唐帝国的国土几乎象后来的元朝一样辽阔，但习于定居和固守家园的汉人并不是惯于放牧和抄掠的蒙古人，没有突厥人的攻击，也就没有了唐的反击，而没有了唐的反击，也就没有了漠北的大都护府和西域的大安西都护府。文明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同时也是人类生存最大的危胁，它对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方式的框定使人类宛如蜷缩在茧壳之中的蚕蛹，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马上民族的锐利刀剑在挥向我们的时候，尽管时常不可避免地要伤及我们茧中的肉身，却也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剪除了茧壳的威胁。
在草原民族和中原文明的争斗之中，我们还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那窘异的家园意识。后者喜静，以固守为特点；前者喜动，以攻击为本性。后者有着浓烈的家园意识，他们的家园是固定的，是有根的，因而卫国戍边是中原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前者的家园意识则较淡，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家园意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他们以天下为家，他们的马鞭所向就是最现实的家园。因此，骑马民族会在一夜间拥有无限辽阔的疆土，也会在倏忽间失去一切，包括这个民族本身。

每当中原的王朝崛起之时，它的北方总有一个虎视眈眈的草原帝国在与之对峙。当统一的宋帝国于960年建立起来的时候，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早已在长城以北占据了霸主地位。契丹语出鲜卑，同突厥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游牧族。契丹既有游牧生活的特点，又有大片的耕地和农业经验。游牧风格和汉化风格在契丹人身上实现了绝妙的统一。契丹人不习骑射，而善车战，当攻杀抢掠之时，其锋锐利，几无所挡。在占领新的领土之后，它又广招汉人官吏，建立官僚制度。北宋王朝在这支组织能力和攻击能力同样优秀的半游牧民族面前，除了割地纳贡，几乎无计可施。契丹人一直怀有问鼎中原的雄心，这与他们的鲜卑先人如出一辙。他们的家园意识和国土意识是其他游牧民族所不及的。对于南之北宋，契丹人向来锋芒无减；而对于其身后猛然崛起的女真，它却表现出汉化后的虚弱与强烈的固守意识。农业文明往往诞生于气候温和的地域，这就决定了它在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不易觉察的消极因素。它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资源和较为舒适的生存条件，因而极易使人享于安乐，不思进取。几乎每个王朝的腐败均由此产生。大步迈入汉化文明社会的契丹辽国也未能例外，后期帝王的穷奢极侈使其日益衰败。公元1125年，北宋北部的强敌已由辽国变成了女真人的金国。
辽时的女真人有生熟之分。与契丹比邻、文化程度较深的女真部落称为“熟女真”，其他仍以原始游牧业和采集业为生的部落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无室庐，夏天随水草而居，冬天挖土穴居，迁徙无常。完成女真霸业的完颜部落就出自这迁徙无常的生女真。金人在轻松地把宋的仇敌契丹消灭之后，其南进的脚步似乎一下子不能停下，于是宋的半壁江山尽落金人之手。
没有一个游牧民族能象女真人那样如此渴望做一个中国传统的皇帝。金人对华夏文化的因循和尊重甚至超过了汉人本身。金朝实行科举，按辽、宋之制置百官，尊儒兴孔，每祭嗣孔子之时，金主必亲自执礼。金人对汉文化的倾慕是如此深切和真挚，从天文占测到编制立法乃至宫廷音乐，他们都在一意模仿。皇室中的吟诗作词之风不绝。章宗完颜璟、世宗之孙完颜璋都是有名的诗人。皇室中的词章才华以海陵王完颜亮为最。他的《昭君怨·雪》写得玲珑剔透，后世写雪之诗只能望其项背：

昨日樵村鱼浦，今日穷川银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孙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

据《钱塘遗事》记载，这位诗人皇帝的死因与柳永的《望海潮》有关。南宋柳永的这首词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此词流播，完颜亮闻之，遂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就在他渡江南侵之时，不幸被部将所杀。谋杀给这位生恋诗词并死于诗词的伟大皇帝诗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恨。
也正是这位诗人皇帝海陵王，凭其浪漫的想象经营着这个汉夷杂处的帝国。他把整个帝国当成了北方草原，把善于耕作的汉民以及汉化了的契丹农民们一道当成了随时可以跃马张弓的骑士。于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有名的“大签军”，从而导致了国内暴乱四起，使金王朝从此走向衰落。几十年后,当蒙古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女真人有关中原皇帝的美好梦境已成了昨日黄花。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所书写的史诗中最伟大和最激动人心的章节。这个发祥于蒙古高原东北部一个与鲜卑同族的小部落的民族一瞬间成为大漠霸主的史实发生在13世纪初。才智出众的成吉思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把整个蒙古高原和黄河流域纳入到蒙古人的大旗之下。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形成的有若蒙古人灵魂的尚武精神，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和卓越的智慧。他通过残酷的战争方式，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并入了他的部落，之后，他又进军中亚，并继续向西推进至奥得河和亚的里亚海滨。1223年，有一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共80000人的俄罗斯军队被蒙古骑兵轻而易举地消灭。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使蒙古帝国一度间从太平洋的西北岸延伸至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他们把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变成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各种定居居民。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美丽草原上，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在此建立了一个对俄罗斯历史予以几个世纪影响的汗国，因其帐殿为金色，故称为金帐汗国。臣服于金帐汗国的俄罗斯人在很长时间内受尽了蒙古人的盘剥之苦，以至于如今的俄罗斯历史学者仍在抱怨蒙古人阻碍了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进程。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解体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克里木汗国和西伯里亚汗国。直至1480年，俄罗斯人才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而获独立。16世纪，上述汗国被俄国人逐一消灭，余下的蒙古人消融在当地的民族之中。直至今日，原属克里木汗国的车臣人仍同俄罗斯人有隙。
蒙古人是第一个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征服中国灭亡南宋的伟业是由成吉思汗的又一个孙子忽必烈来完成的。剃发垂辫、嗜饮马奶酒、穿皮裘、戴扁帽、居帐幕、逐水草的蒙古人于1379年歼灭了南宋海军，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蒙古人把大兵团的骑兵战法发挥到了极至，他们强悍的马术和粗犷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当习惯于马上生活的蒙古人面临着一个亟待治理的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基础的大国时，他们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他们把蒙古人的大帐搬进了汉人的城市之中。在大都（今北京）城内，皇帝设有固定的翰耳朵（宫帐）。这成了华夏城市文化中最为独特的风景。蒙古人还在城市周围开辟猎场，供射猎之用。他们仍着袍服，尤喜毛皮服饰。这样，蒙古人成了生活在华夏大都市中的游牧民族。蒙古人与契丹、女真不同，他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未被汉地文明征服的征服者。他们对儒教文明的排斥，注定了他们在中原的统治难以持久。离宋亡仅90年的时间，蒙古人就被起义的民众驱逐到了祖先生活的茫茫草原上。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远离中原文明而重新回到豪放自由的游牧生活之中是有了统治中原经历的蒙古人最理想的归宿。从此，问鼎中原对蒙古人来说永远失去了魅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均已消失的今天，蒙古人还能占据着那片丰美的的草场而继续他们那似乎恒古不变的畜牧生活。

在明末崛起的女真人汲取了蒙古人的教训。在建立清朝并占据中国全境之后，改称满族的女真人义无返顾地采取了彻底的汉化政策。在康熙、乾隆年间，帝国经济振兴，国力空前强大，清成为统治时间最为持久的中国王朝。但这种彻底的汉化政策也导致了本族文化的消失，就象北魏的拓拔鲜卑一样。到清朝结束的时候，真正能够认得满族文字的人已属凤毛麟角。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个均早已消亡，唯我华夏一直延续至今。一些学者敏锐的指出，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得以顽强的延续，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在入侵之时不断地给其注入蓬勃的活力。这一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大凡一种文明值其昌炽之时，也便常有昏然欲睡之感。文化圈里的人们会渐渐习惯该种文明的种种景观而处于麻木状态，从而导致该文明的滞顿与衰落。而当文化圈外的落后民族闯入了这个文明中心地带时，这些圈外的人们会为这种迥异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吸引，全新的生活感受使古老的文明对他们而言会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魅力和光辉，文明的价值也将被重新认识和利用，文明也因此获得了冲破滞顿状态而向前发展的动力。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文化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之下而呈现出的活跃状态和旺盛的生命力量与汉同游牧民族的文明差异有关。这种差异必须保持在一个微妙的程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作为集游牧、渔猎和农业经济于一体的满人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差异就正好适合了这个不大也不小的程度。这种差异使清初的满人皇帝有着比明代的汉人皇帝多出十倍的热情去热爱汉族文化，所以，也只有在满人做皇帝的时候，庞大的《四库全书》的编辑才成为可能。满人治下的国学大师和学者依然层出不穷，似乎更为杰出。乾隆皇帝也是一个诗人，尽管不十分高明，但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产量最丰富的诗人。他对汉地风情的情有独钟也是青史有名的，他的三下江南总算是替他的女真先祖完颜亮一了夙愿。然而不容怀疑的是，当两种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小时，文明所重新拥有的活力也会因此弱化。到了清朝中期，满族皇帝以及王公大臣其实就已成了名称上的满人，他们又重新陷入到了封建农业文明所特有的庸杂的官僚体制之中，并渐渐地散发出腐朽的气味。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匈奴人是另外一种例子。他们拥有的草原文化与汉文化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显然大于满汉之间。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撕开文明的茧壳，一次又一次地击碎农业文明中的惰性，并把积极进取、强悍骁勇的新鲜血液输入汉文化的躯体之后，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匈奴、突厥、蒙古，还是鲜卑、契丹、女真，这些欧亚大陆东端的游牧民们永远具有一种淳朴的本性，他们的英勇豪放同他们的野蛮残酷一样率真，一样可爱。他们在对人类的毁灭欲望的淋漓渲泻中扮演着独特的历史角色，也建造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这种历史文化更接近于传奇故事和英雄史诗。草原上的人们就象我在多年以前遇见的那些淘气的孩子，他们时常顽皮地打碎文明人的陶器，而在陶器破碎之后，文明人会把它做的更好。